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

日期:2024/7/8    来源:光明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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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者:马克垚(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)

  刘光临的《中国市场经济(1000—1500年)》一书从原来的英文译为中文出版,很愿意写几句话,表示祝贺,同时也略作介绍。

 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,刘光临本来是中国史专业的学生,后来转到我们世界史专业,说要学习世界史的一些方法,以研究中国史。我当时也尝试着研究世界中世纪的农业经济,但并没有什么方法,只是设法了解西方的一些经济史的理论、思路而已。提出学习方法这个问题,表明他在求学过程中,已经先声夺人,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。

  中国史学从梁启超提倡“新史学”,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,改造和推进我国史学的问题,其后王国维、傅斯年、陈寅恪、胡适诸名家,都在这方面有所发明创造,中国的史学已经大有进步。新中国成立后,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,学习苏联史学成为风尚,应该说也有一定成绩。改革开放以后,西方史学的新理论、新方法,更大量涌入国内,流派纷呈,目不暇接。那么,光临这时提出的学习世界史的方法,又有什么意义呢。

  从此书可以看出,作者不是简单地介绍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,而是要深入其中,融会贯通,了解它们的长处与短处,结合自己的研究,批判地吸收其成果,也扬弃其不足,用实证研究,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和方法,以成一家之言。

  此书首先是比较详细地考察了西方经济史的理论。西方经济史理论,主要是古典的斯密型成长理论,亚当·斯密根据他当时所处欧洲、主要是英国情况,认为经济成长的动力就是工业化、经济增长、市场扩张,把经济增长的动力放在生产力增长上;另外一种就是马尔萨斯主义,主张经济成长的动力归根结底是人口,人口增加导致农业生产上升,但人口上升到一定限度,就会出现土地供应不足以养活上升的人口,于是生活水平下降,人口减少,经济倒退。经过一段调整,人口又复上升,经济又复增长。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论,则认为经济的不断增长应该归功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,而生产力的发展动力,就是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。上述这些理论,大都可以推衍出商品经济的较早发展导致西方实现工业化,而古代东方各国自然经济长期统治,缺乏商品经济的发展,所以落后,沦为不发达国家、发展中国家。后来日本学者提倡唐宋变革论,主张唐宋之际,中国经济已经逐渐走向近代。伊懋可则更进一步说宋代已经有五大革命变革,不过却陷入高技术平衡陷阱,无法继续前进。最近的加州学派,认为直到18世纪,中国江南地区和西欧相比,在市场发展、人均消费水平等方面都不相上下。这时双方在发展中都遇到资源紧张、生态退化的问题,欧洲,特别是英国,大量的煤炭提供了生产资源,而新大陆的资源更解决了这些问题,所以西欧才阔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。作者对这些理论、方法,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,在此基础上构建本书的理论框架。

  此书虽然名称上是“市场经济”,但是时间包括1000~1500年,所以他的框架是对比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下,各方面的不同之处。其市场经济理论,一共包括五个方面:一,人口增长;二,商业化程度;三,税收结构;四,人均GDP;五,农业生产力。作者用这五个方面来考量市场经济的水平,核心是要对比宋代和明初,由于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造成的这几方面的不同情况。而且理论框架中每一项目,都有扎实的经济数字为后盾。这些数字,都是经过仔细审查、推算出的,对引用的别人的数字,也经过自己的详细校核或改正。

  作者认为不是人口增长促使农业生产力提高,而是市场的作用,因为宋代农民可以自由择业,自由流动,当时地权确立,农民对市场的信息也相当灵通,所以农民的生产兴趣很高,不断设法提高生产水平,同时从事各种副业、工商业生产。生产力水平的提高,表现在宋代长江下游地区,亩产稻米可达266斤,而清代的1800年,亩产稻米为255~375斤。即宋代已经达到六百年之后清代的水平,这时世界上是西欧国家生产力大踏步前进,走向工业化的时期了。他还估计,980到1195年,人口从6418500户增加到19526273户,达到三倍增长。人口的增长是农业生产力增长的结果,这期间粮食增加,足以供应三倍人口。其中2/3来自耕地面积增加,1/3来自亩产量的增加。这样就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驳倒了。

  由于市场经济发达,宋代的工资比去市场化的明代要高出很多。他用军人的工资作为估算标准,算出北宋军人工资是每月3百公升粮,南宋因为兵士数量增加,下降为每月100~200公升。可是1125年之前,宋代军人工资比明代军人工资高1~2.5倍,1125年之后,仍然高50%~80%。光临更从人均GDP和国民收入来估算宋和明的不同。宋代的1080年,人均GDP合7.5石(粮),折合银7.5两,国民收入为6亿7千3百万两白银;而去货币化的明代的1400年,人均GDP为3.8石(粮),折合银仅为0.73~0.95两,国民收入则为8千1百万两,只是1080年的12%。

  作者特别比较了宋、明两代税收的不同,以说明商品经济和管制经济之不同。中国古代国家长期征收人头税,把人口控制在土地上,以征收实物和劳役,这样控制户籍是第一要务。检刮户口,大索貌阅,是常用的手段。所以不允许人民自由流动。宋代商品经济发达,税收主要是流通税,人头税很少,而且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,客户(无地农民)不纳税,主户按地产多寡纳税,数量也不大。他计算出的宋代1077年土地税收入为20213万贯,占税收总数的32.2%;而间接税(包括各种流通税、工商业税)为42484万贯,占比为67.7%。即国家税收主要依靠间接税。到了明代,朱元璋又把税收放在人头税上,主要收入是土地税,劳役(无偿征发),即使非农业户的税,也是以实物形式交纳的。

  作者计算出宋、明两代长途贸易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,宋代1077年,长途贸易额为1亿贯,而国民收入为6亿6千2百万贯,占比为15.1%;而明代1381年,长途贸易额为6670000~8580000贯,国民收入为1亿4千万~2亿3千万贯,占比为2.9%~6.1%。这反映了明代长途贸易的衰落。他还估算出,1077年国内贸易额为1亿两银,而1381年,跌落到只有5.3百万~8.58百万两银,为1077年的5%~10%。这些也都折射了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的不同。

  作者还分析了造成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的原因,宋代执行重商主义政策,国家保证货币充足供应,保护私有财产,法律保证契约的执行,大力促进外贸发展,财政方面也货币化,政府大量实行货币采购和和雇政策。而明初去货币化、去商业化,倒退向一切都以农业为中心,国家几乎所有工作,都以征发无偿劳役完成,农民要向不同的地方交纳各种实物,自行运输;而军人在驻屯地进行生产,自给自足,断绝了所有的流通。结果是生产倒退,人民生活水平下降,使中国的发展大为落后。我觉得,这方面的分析还可以更进一步,宋代社会环境比较宽松,大臣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。皇帝了解到这些意见后,就会实施合乎实际的政策。这是当时能够执行重商主义政策的一大原因。朱元璋推行专制统治,对经济严格控制,重农抑商,他按照自己的设想管理国家,独断专行,主观上也许是想为农民谋幸福,结果却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阻碍。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,还是不容忽视的。

  此书围绕着对比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的不同情况,论述了宋代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,在中国经济史的论述中,开辟出一个新思路、新方法,为此略作介绍。我的专业是世界史,对中国历史略知一二,所以介绍可能不全面,不准确。此书英文版早已发行。现在译成中文出版,便于让国内更多治中国史、中国经济史同人阅读,相互交流、相互对话,共同促进我国史学的发展,是为序。

  (本文系作者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的《繁荣与衰退:中国市场经济〔1000—1500年〕》所写序言,刊发时略有删改)

(责编:WEBADMI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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